一、生平简介
朱熹（1130-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祖籍徽州婺源（现江西婺源县），出生在福建南剑（今南平）尤溪县。南宋时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世称朱子，是孔子、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。
朱熹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父亲朱松进士出身，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、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。朱熹天资聪慧，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，为其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。18岁中举人，19岁考中进士，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，开始了其政治与教育生涯。然而仕途坎坷，50岁时才被任命为偏僻之地南康军知军，以后又曾一度做过浙东、漳州、潭州等地的地方官。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八月，朱熹已65岁，受宰相赵汝愚推荐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，为宁宗皇帝进讲《大学》。但仅40余天即遭谗言被罢免，从此结束其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。
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，从政仅14年，而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则达40年之久，毕生讲学活动不断。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“寒泉精舍”、“武夷精舍”授徒讲学。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，他也重视文教、锐意办学，未曾间断过教育工作。他每到一处都不忘设学育才，并亲自讲学。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，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、访求名士为教师、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在知南康军时，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，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，派人四处搜寻、购置图书典籍，亲临讲学，而且还亲自拟定了著名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。在知漳州时，仍“时诣学校训诱诸生”。知潭州时，除热心提倡州、县学外，还主持修复岳麓书院，扩建校舍，增加学田，还利用晚上亲临书院，教诲诸生。
朱熹曾师事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，他的理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二程的学术思想，同时吸收了周敦颐、张载的主张，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。一生著述颇丰，主要有《诗集传》、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近思录》等，他的儿童教育思想除散见于一些诗文中，主要见之于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《小学》与《童蒙须知》中。
二、重视“蒙养教育”
两宋时期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，州有州学，县有县学，各乡镇有各乡镇自办的小学和私塾。人们对蒙学教育越来越重视，将其看成是终身事业的基础。
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，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，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“小学”和“大学”两个阶段。8-15岁为小学阶段，即蒙养教育阶段；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。他认为这两个阶段是相对独立、相互联系的，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，大学教育则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。
朱熹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。他说：“古人之学，因以致知为先，然其始也，必养之于小学”，指出“不习之于小学，则无以收其放心，养其德性，而为大学之基本”。因此，朱熹认为在童蒙时期要及时施以教育，只有使儿童“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”，才能“使其习与知长，化与心成，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”，从而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。在他看来，小学儿童“人之幼也，知思未有所主”，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，而一旦接受了某种“异端邪说”，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，因而，必须先入为主，及早进行教育。
为了说明蒙养教育的重要性，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“打坯模”阶段，他说：“古者，小学已自暗养成了，到长来，已自有圣贤坯模”，只就上面加光饰”。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，大了要填补就十分困难，“而今自小失了，要填补，实是难”。总之，他认为蒙养阶段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，必须抓紧、抓好。
三、主张“慎择师友”
注重环境影响，慎重选择师友，是先秦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传统。朱熹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，继承与丰富了这种传统教育思想。他认为，由于幼儿模仿性强，是非辨别能力弱，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，“习与正则正，习与邪则邪”。因此朱熹也与古代许多教育家一样，强调在幼儿教育中应注意慎择师友。
朱熹认为，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，慎择师友应从慎择幼儿的乳母开始。因为乳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婴幼儿的最初教育者之一，且她们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较长，对婴幼儿的影响较大，即“乳母之教，所系尤切”，故乳母的选择不可不慎。那么如何选择乳母呢？朱熹提出的条件是：必选求宽裕慈惠、温良恭敬、慎而寡言者为子师。这是对乳母的要求，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。
儿童慢慢长大后，除了慎择教师外，朱熹强调还要开始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、交游益友的能力。他曾在《与长子受之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：“交游之间，尤当审择，虽是同学，亦不可无亲疏之辨”。至于如何决定交游的亲疏，朱熹指出：“大凡敦厚忠信，能攻吾过者，益友也；其诌谀轻薄，傲慢亵狎，导人为恶者，损友也。”因此，与人交往时需要审慎，即使是同学也需有亲疏之别，应亲近“益友”，远离“损友”。
普通士大夫家庭的子弟要善择师友，朱熹指出，对于太子、皇孙来说，师友的选择就更为重要。作为晚年曾做过焕章阁等制并兼皇帝老师的朱熹，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，他说：“夫太子，天下之本，其辅翼之不可不谨”。至于皇孙，由于其“德性未定”、“闻见未广”，则“保养之具，尤不可不严”。针对当时太子、皇孙师友选择不当的情形，朱熹大胆地指出太子、皇孙左右的官僚不仅罕有称其职者，而且多有奸佞之徒、庸碌之辈厕身其间，这犹如将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放置于人来人往的大道之侧、盗贼经常出没之处，对于太子、皇孙的成长是非常好危险的。为此，朱熹诚恳劝告统治者应效仿古之圣王教世子法，选拔端方正直、道术博闻之士为太子师友，并盛赞西汉贾谊在《保傅传》中所说的话“太子之善，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，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”为天下的至理名言，“万世不可易之定论”。
四、强调学“眼前事”
朱熹指出，小学儿童“智识未开”，思维能力很弱，所以小学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应该是“知之浅而行之小者”，力求浅近、具体。为此，他提出以“教事”为主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小学是事，如事君，事父，事兄，处友等事，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。”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，通过具体行事，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，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，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。因此，他在《小学书题》中说道：“古者小学，教人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爱亲、敬长、隆师、亲友之道。”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又说：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。”希望儿童通过“学其事”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，增长才干。朱熹认为儿童学习这类“眼前事”不仅符合儿童认知的发展水平，而且能够为大学“学其理”打下基础。
为使儿童“眼前事”的学习有章可循，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《小学》和《童蒙须知》两部教材。《小学》系将古代童蒙读物加以选择、扩充，加上古今圣贤名流的格言、训诫诗、故事等汇集成书，全书共分内外两篇，内篇有《立教》、《明伦》、《敬身》、《稽古》四部分，外篇有《嘉言》、《善行》两部分。作为儿童教育用书，《小学》广为流传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，其地位相当于《四书》。《童蒙须知》则是朱熹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为儿童制定的学习“眼前事”的具体标准与规定。诚然，这些规定的基本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，各种规定中也确实比较繁琐，然而《童蒙须知》对于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、学习习惯大有裨益。它依童蒙习学之序，始于衣服冠履，次及言语步趋、洒扫涓洁、读书写字等方面，如在生活习惯方面，要求“大抵为人，先要身体端整。自冠巾、衣服、鞋袜，皆须收拾爱护，常令洁净整齐”；“凡脱衣服，必齐整折叠箱箧中。勿令散乱顿放，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，仍易于寻求，不致散失”；“凡为人子弟，当洒扫居处之地，拂拭几案，当令洁净。文字笔砚，百凡器用，皆当严肃整齐，顿放有常处。取用既毕，复置元所”。又如在学习习惯方面，要求“凡读书，须整顿几案，令洁净端正。将书册整齐顿放。正身体，对书册，详缓看书，仔细分明读之。须要读得字字响亮，不可误一字，不可少一字，不可多一字，不可倒一字。不可牵强暗记，只是要多诵遍数，自然上口，久远不忘”；“凡书册，须要爱护，不可损污皱折”；“凡写字，未问写得工拙如何，且要一笔一书，严正分明，不可潦草”。
儿童生活、学习能力较弱，道德观念和意志也较差，朱熹强调学习“眼前事”，注重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，要求儿童的学习由浅入深、自近及远，并为他们制定一些简明的条文和准则让其遵照实行，这不仅符合儿童认知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，易为儿童掌握，也有助于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，养成践履笃实的作风。古语说：一室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小节不拘，大德怎成？注重“眼前事”的学习，也就是要求从小事、身边事做起，至今这仍是儿童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。另外，朱熹开创的以《须知》的形式来训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经验，也值得借鉴。
五、提倡“正面教育”
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。他曾说：“尝谓学校之政，不患法制之不立，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。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，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，……亦必不胜矣。”又说：“苟知其理之当然，而责其身以必然，则夫规矩禁防之具，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持循哉？”意思就是学校管理的关键不在于规章制度的严密与否，而在于人对理义的心悦诚服，且自觉自愿地循理而行，否则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是防不胜防。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要多积极诱导，少消极限制，要求在儿童教育中应遵守“多说那恭敬处，少说那防禁处”的原则。因此，朱熹在他编写的《小学》一书中非常重视榜样的教育作用，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“嘉言懿行”，供儿童模仿学习，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。同时在他编写的《童蒙须知》中，除了德行方面要进行正面教育外，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规定也主要着眼于进行正面的具体的指导，如他教育儿童“凡著衣服，必先提整衿领，结两衽、纽带，不可令有缺落。”“凡写文字，须高执墨锭，端正研磨，勿使墨汁污手”等等。
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，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、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，他说：“指引者，师之功也。”又说；“师友之功，但能示之于始，而正之于终尔。”强调师友的作用便在于起始时的指引，而最终使其不走上邪路。朱熹还把教师对学生的适时启发比喻为“时雨之化”，认为“譬如种植之物，人力随分已加。但正当那时节，欲发生未发生之际，却欠了些子雨，忽然得这些子雨来，生意岂可御也”。
此外朱熹还强调父母应当承担维护子女安全的责任。如为避免外出的长子哎人生道路上多走弯路、遭受挫折，朱熹倾尽了一个为人父者所能想到的一切，殷殷叮嘱长子：“登高历险，皆须出轿以防不测。遇过津渡切勿争先，舟人已多，宁少须后。”“寻店不可大迫岩险及侵水际。晚间少食，夜间早睡，留亲仆在房内以防寇盗”、“酒食之肆，博戏之场，皆不可辄往”等等。
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直观
理解，包含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内容，在古代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