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生平简介
王守仁（1472-1529年）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明代中叶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。曾在越城（今绍兴）附近的阳明洞隐居修道，自号阳明子，别号阳明，世称阳明先生。
王守仁出生于士大夫家庭，自幼有“读书学圣贤”的志向，读书用功，熟读四书五经，为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21岁参加浙江乡试，考中举人；28岁考取进士，曾任刑部主事、兵部主事等。明武宗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因上疏援救戴铣等而得罪宦官刘瑾，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，颠沛、流落而又安静的生活让他领悟了世间万物的关系，即龙场悟道。刘瑾被诛后，王守仁于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，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，后任南京鸿胪寺卿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王守仁举兵平定江西叛乱，不久即升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受封“新建伯”。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王守仁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，采取“可抚则抚，可捕则捕”的两手策略，镇压少数民族起义，次年回师途中病死于南安舟中，终年56岁。死后谥号“文成”，从祀孔庙。
王守仁极为重视教育，从34岁起开始从事讲学活动，直至去世，前后历时23年。其中除6年（1522-1527年）是专门从事讲学之外，其余均是一面从政，一面讲学。他所到之处，讲学活动不断，并热心建书院，设社学，办学校，如开创龙冈书院、修建濂溪书院、阳明书院等。此外，他还不拘形式，随处讲学。由于他多年从事教育活动，对于明中叶以后书院的发展、讲学之风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正如沈德符在《野获编.畿辅》中所云：“王新建（即王守仁）以良知之学，行江浙两广间，而罗念庵、唐荆川诸公继之，于是东南景附，书院顿盛。”
王守仁是一位理学家，在学术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“心学”，提出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说，这些学说也成为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其学说以“反传统”的姿态出现，在明中叶以后广为流行，在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影响。王守仁的著作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38卷，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，主要见于他任南赣巡抚时所作的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和《教约》以及言论录《传习录》中。
二、论儿童教育的目的
“夫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”，王守仁指出，儿童教育的目的是“明人伦”。王守仁坚持了我国古代儒家教育的传统，把道德教育与修养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要地位，认为培养学生形成优良的品德是学校中最重要的工作。同时在此基础上，也使学生的各种才能得到发展，日臻精熟。王守仁所要培养学生形成的优良品德，具体地说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。所谓“人伦”，在王守仁看来，即是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五者而已。
正是基于上述认识，王守仁猛烈抨击当时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学校教育，认为当时的学校虽然仍以“明伦”名堂，但实际上由于受科举的影响，为了追逐“功利”，老师所教，学生所学，都已完全失去了“明人伦”的立学本意。由此可见，王守仁“明人伦”的儿童教育目的论，虽然并没有超出儒家思孟学派的一贯主张。然而，他在当时士人“皆驰骛于记诵辞章”，重功利而轻修养的社会风气中，重新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。
三、论儿童教育的内容
为了实现以上的教育目的，王守仁在儿童教育中设置多门课程，具体来说有“诗”、“ 礼”、“书”、“乐”等科目。这些课程内容丰富，和谐发展，比以经学独霸天下的单一科目教学要进步很多。
王守仁认为，“故凡诱之歌诗者，非但发起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；导之习礼者，非但肃其威仪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，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；讽之读书者，非但开其知觉而已，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，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。”意思是说诱之歌诗，不但能激发他们的意志，而且能使儿童的情感得到正当的宣泄，有助于帮助他们消除内心的忧郁和烦恼，使其“精神宣畅，心气和平”。导之以礼，不但能使儿童养成威严的仪容和仪表，而且通过“周旋揖让”、“拜起屈伸”等礼仪动作震荡其血脉，坚强其筋骨，也有利于儿童锻炼身体，增强体质。讽之读书，不但能增长儿童的知识，开发其智力，还可以通过反复体会和抑扬讽读存其心志，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和理想。在他看来，如果能通过上述这几方面的内容和途径对儿童进行教育，就可以收到“顺导其志意，调理其性情，潜消其鄙吝，默化其粗顽，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，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”的良好效果。
四、论儿童教育的原则
（一）顺导性情
王守仁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儿童教育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。“近世之训蒙稚者，日惟督以句读课仿，责其检束，而不知导之以礼；求其聪明，而不知养之以善。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。”指出当时从事儿童教育的老师，每天只是督促儿童读书习字，责备他们修身，但不知道用礼义来引导；想使他们聪明，但不知道用善德来培养。对待儿童不是用鞭打，就是用绳缚，就像对付囚犯一样。认为这种儿童教育的结果，只能引起儿童厌恶学习、憎恨教师与学校，导致儿童“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，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”，而且会使儿童想方设法蒙骗老师，借故逃学，放肆地从事各种顽劣活动来达到嬉游的目的。久而久之，则“偷薄庸劣，日趋下流”，最终带来十分恶劣的教育后果，与施教者的愿望背道而驰。他认为这种教育不是教人为善，而是驱人为恶。总之，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，把他们当作小大人，束缚、压制儿童的个性，这是传统儿童教育的致命弱点。王守仁的揭露和批判可谓入木三分、切中时弊，在当时是很难得的。
王守仁在揭露和批判传统儿童教育的同时，已充分认识到儿童“乐嬉游”的心理特点，强调教育应使儿童“舒畅之”，即顺应儿童的性情，使其自然发展。他指出：“大抵童子之情，乐嬉游而惮拘检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畅之则条达，摧挠之则衰痿。”他认为儿童性情好动，总是喜欢嬉戏玩耍，而害怕受到拘束和禁锢，就像草木刚刚发芽，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，摧挠它就会使它很快衰败枯萎。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，就像栽培花木一样，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，才能使其身心健康发展。正如他所指出的：“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则其进自不能已。譬之时雨春风，沾被卉木，莫不萌动发越，自然日长月化。”只有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去教育，才能使他们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这样进步自然不会停止，就像春风滋润草木花卉，没有不生机勃发的，自然而然的一天天长大；反之，则如同遭遇冰霜的花木，“生意萧索，日就枯槁”。
王守仁把儿童好动喜乐的天性视为教育儿童的基础和基本原则，提出根据儿童喜好教给他们乐于学习的东西，使之不断进取。这其中寓含了卢梭的自由主义思想。在中国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时代，他能认识到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自然发展是难能可贵的，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。
（二）循序渐进
王守仁认为，儿童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，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“从本原上用力，渐渐盈科而进。”强调了循序渐进、量力施教的重要性。在他看来，任何人的认识水平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，譬如“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，有何知识？出胎后方始能啼，既后能笑，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，又既而能立能行，能持能负，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。”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“精气日足，筋力日强，聪明日开”——精神、身体、智慧的成长过程，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，不可躐等。
王守仁把这种循序渐进、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“随人分限所及”。他说：“我辈致知，只是各随分限所及。……与人论学，亦须随人分限所及。”教育儿童，也要照顾儿童的实际能力，儿童良知发展到何等水平，教学就只能进行到什么水平。比如树刚萌芽，只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；萌芽再长，便又加水。“若些小萌芽，有一桶水在，尽要倾上，便浸坏他了”。同样，如果不顾及儿童的接受能力，将大量高深的知识灌输给他们，就像用一桶水倾注在幼芽上把它浸坏一样，对儿童毫无益处。
同时，王守仁还认为对儿童的知识教育不求其多，但要精，要让儿童自己去消化理解，达到自得之美。他说：“凡授书，不在徒多，但贵精熟；量其资禀，能二百字者可授以一百字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，则无厌苦之患，而有自得之美”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教学内容过多，要求过量，超出儿童的接受能力，不仅会加重儿童的负担，而且也会影响儿童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，如同饮食过度会影响消化一样。他说：“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，食了要消化，若徒蓄积在肚里，便成痞了，如何长得肌肤。后世学者，博学多识，留滞胸中，皆伤食之病也”。当然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他也反对教育的水平落后于儿童的认知能力，犹如对能奔走千里的壮汉，不应要求他在“庭院之间学步趋”；同样，对一个已经能在庭院行走的儿童也不应再要求他“扶墙傍壁而渐学起步移步”，否则是极不合理并且也是会压抑儿童发展的。
（三）因材施教
封建传统教育无视儿童发展的个别差异性，采用千篇一律的教育方法，不仅挫伤了儿童学习的积极性，更压抑了儿童个性的发展。王守仁认为：“人的资质不同，施教不可躐等，中人以下的人，便与他说性、说命，他也不省得也，须慢慢琢磨他起来。”因此教育者对儿童施教，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，而且还要注意儿童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，要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，因材施教，就像良医之治病，对症下药。他说：“圣贤教人如医用药，皆因病立方，随其病之虚实、强弱、寒热、内外而斟酌、加减、调理、补泄之，要在去病，初无定说。若拘执一方……守为成训，他日误己误人，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？”要做好因材施教，就必须从每个儿童的实际出发，有的放矢，实事求是。
王守仁认为，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“各成其材”。他说：“因人而施之，教也，各成其材矣，而同归于善。”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其长处，教育者如能就其长处加以培养，就可以使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。他举例说：譬如有三人习射，“一能步箭，一能马箭，一能远箭，射得到俱谓之有力，中处，仅可谓之巧；但步不能马，马不能远，各有所长，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。”这是就才能而言。针对儿童性格方面的不同，他也要求教师应根据儿童各自的特性，采取不同方法，分别予以适当的陶冶，各成其长。他说：“圣人教人，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，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。人之才气，如何同得？”
王守仁的因材施教，各成其材的思想，承认了发展个性的必要性，对传统教育抹煞儿童个性的存在，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，同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进步意义。
（四）全面诱导
王守仁认为，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应当是多方面的。他说：“教人为学，不可执一偏”，不可仅仅进行某一方面的教育而使其过于狭窄。为此他对教育者提出了通过习礼、歌诗和读书对儿童进行全面诱导的要求，并对习礼、歌诗和读书的教育意义和作用分别作了说明，以期儿童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诸方面全面、和谐发展。
为全面贯彻他关于儿童教育的目的、内容和原则，能够有条理、有步骤地进行多方面的教育，王守仁在《社学教条》中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日课表，规定“每日工夫，先考德，次背书诵书，次习礼，或作课仿，次复诵书讲书，次歌诗。凡习礼歌诗之类，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，使其乐习不倦，而无暇及于邪僻。”这样的课程安排，第一，内容全面。除了读书、习礼、歌诗之外还增加了考德和课仿；第二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。课程安排在顺序上注意到了动静交错，张弛结合，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；第三，每一个环节都在教师指导下紧凑有序地进行，使学生“无暇及于邪僻”，但同时他又强调要使儿童在愉悦的心境下学习，使其“乐习不倦”。王守仁从儿童的身心特点出发论述了儿童教育的原则，突破了传统儿童教育的观念，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思想。
王守仁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，是其整个教育思想的精华，虽其目的是为了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，即所谓“今教童子，惟当以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专务”，但他反对“小大人式”的传统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，不仅当时在反对传统教育方面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儿童教育的规律，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有较多吻合的地方。尤其是他要求顺应儿童性情，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的“自然教育论”思想的提出，比西方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名著——法国卢梭《爱弥儿》的出版时间（1762年）早了200多年，实属难能可贵。